张怡微：“新家庭主义”者 ｜新关注

——谈《家眷试验》再版及近期创作

客岁是五四活动一百周年。在中国近现代汗青上，“五四”的意义空前绝后。文学上“推广白话”的普遍影响，促使“小说”这一“末技”，慢慢庖代散文和诗的地位，承担起了近百年来文学场域内主持和“世道”的本能。以至于如今回看，这场具有世界性身分的前锋活动中至少有一项确凿的功效，就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现了新的叙事说话，这种新的叙事说话又发现了新的感情构造和审美构造。经由中国现代作家的集体起劲，以白话文书写故事、传递思惟和感情的叙事体式日益走向成熟，也经由现代文学的生成和成长，白话小说早已超越了说话和文类改造的意义，再造了作为整体的现代感情、价格和公理的方式和审美尺度。然而，就在这种新的文学说话日益不乱之际，被它所理睬和定名的“感情构造”却起头发生微妙的转向，提醒着我们“感情和智性”面向上的一切都不是一锤定音的，一切“更新自我”都能以断代的体式呈现出差别的力量。

在千头万绪中，最有代表性的转变思潮，就是现代文学中“家眷叙事”这一题材的没落与转化。从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世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到《家》、《雷雨》、《四世同堂》、《白鹿原》等等，“家”的演变曾被小说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考查。有趣的是，在现代，能让我们记忆深刻的家眷小说已经不多了。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家阎云翔传授的表述，这种转变的光降是从“我们已不再相信本身会成为祖先”起头的，也就是家庭的物质、精神生活供给中心已经由祖辈改变为孙辈，所谓的“家庭下行主义”（descending familism）的发生。这种转向并纷歧定降生于文学，却同样会在文学艺术的呈现中迸发出奇异的汗青力量，因为就连它的消散都是惹人饮茶注目的。

吴虞刊于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的文章《家眷轨制是专制主义的凭据》，揭示了在其时中国的语境下，家和国、父和君、忠和孝之间是没有什么不同的（“盖孝之局限，无所不包，家眷轨制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弗成以剖析”）。在通俗文艺中，“家”作为一种遍及共识的认知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创作者天然而然地从各个分歧的面向阐释着“家”这一名词所能涵盖的意义，如小说《西纪行》中，唐僧心里的家是“国度”，孙悟空心里的家是“故里”，猪八戒心里的家是高老庄的“婚恋之家”。孙悟空说猪八戒是“恋家鬼”，恋的决不是唐三藏对李世民说的“宁恋田园一捻土”。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中，家的主轴是父子而非匹俦，父子秩序与君臣秩序同构，这为艺术创作限制了抒情和想象的局限。即使是在五四以前，民间艺术中也早已窥探到了复杂的社会秩序与小我意志之间的辩说。拙作《恩养与天良》就曾谈到过《清风亭》中的孝道问题，“清花雅争胜之后，花部戏《清风亭》压服雅部戏《合钗记》，慈禧介入《清风亭》的改编亦颇有行为艺术的深意，因为孝道的背后是权力与意志的施为，在《清风亭》宫廷化的背后，显然存有复杂的暗示。”对照另一出名剧《白罗衫》，“儿子”徐继祖的心里辩说环绕在亲父、养父、君父三者之间忠孝合一与亲亲相隐的逆境，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在遭遇这一类拷问的“中国儿子”形象中，个别意志的呈现是危险的，但它并不是完全被掩蔽的。正因其危险与掩蔽，戏剧的张力得以凸显。

诚如郁达夫所言，“五四活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小我’的发见”。《新青年》杂志最早提出了关于“个别”与“家庭”之间的论争，这也是五四小说乐于示意的主题，尤其是关于从家庭中“出走”的形象，无论男女都代表了起义的宣言。孙向晨认为“新文化活动的另一‘功勋’则是对‘家’的激烈反攻，因为‘家眷’代表了传统中国的宗法体系，是以他们从各方面剖析了‘家眷’或‘家眷’对‘个别’的束缚，对于‘个性’的压制。这一活动，直接导致了关于‘家’的伦理阐释在现代中国的缺失。能够说，这一百年，‘个别’始终没有获得确立，‘家庭’反却是在络续地没落。” 对“家眷”问题的思虑与产生“五四”新文学泥土的复杂思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前辈思惟家从政治、伦理、感情和小我生活范式中发现了带有光鲜时代特征的提高与折冲、必然与偶然、突变与深思。能够说，百年以来关于作为本体意义的“家”的话题，指摘与对话从未完结。无论是打破它、悬置它、照样回来它，“家”依然是中国读者懂得世界的一种根基模式。

夏雪飞在《明清、现代家眷小说流变研究》一书中细心区域分了词源上“家庭”与“家眷”的区别，而且指出，家眷小说的整体研究功效并不算多，“绝大多数的论著重在零丁研究古代或现代的家眷小说……仅有的一篇博士论文《从明清到现代家眷小说流变研究》一文也首要倾向于古代部门”，这或者与我们的学科设置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五四的复杂性及其影响的转向有关。问题在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现代文学已走过七十年，文学上经由作为序言的“家”究竟还看到了什么样的社会转变呢？“将来小说”（假若有的话），基于现代并不成熟的“个别”意识与权力日益旁落的“家庭”的僵持，又或者在这一母题上开凿出什么新的或者性来呢？若是我们纳入人类学研究中，基于西方上世纪90年月以来的经验而改正极端个别主义、描述社会成员向家庭回来的“新家庭主义（new-familism）”的视野，从新评估现代家眷写作的转变，又会得出什么样的考查究竟呢？这是本文想要测验商议的主题。

“什么是家人？

——这是我一向在思虑的事”

我曾在《家眷试验》中写过一句话，“家眷生活里永远没有深思”，尽管我们所遭遇的第一个重大人生灾祸多来自于家庭，多来自于与家人竖立的关系。黄仁宇曾将“血缘关系”、“性关系”、“经济关系”界说为人类三大根基关系，这三大关系，是家眷小说延展的根蒂。简而言之，五四以降的家眷小说的进步性，是以打破家眷关系、打破血缘束缚作为志向的。一百年曩昔了，经由城市化、消费主义、经由两性关系、婚姻轨制和生育观点的改变，文学上也发生了新的转变，旧的关系正慢慢崩溃，新的关系又在他处竖立（如科技世界、虚拟世界），经济关系起头施展更主要的感化，型塑我们从新对待家眷生活的感情构造。这种转变并非中国文学特有的关切。世界局限内的现代作家同样热衷于反思血缘的现代意义，贪图开发血缘与心灵问题的疆界。如..作家角田光代。

由北京人民文学出书社出书、..资深编纂基本昌夫所作的《小说教室》中，收录了角田光代与基本昌夫的对谈。对谈中提到角田光代的一则自述，“我在童贞作《幸福的游戏》里描写了基于小我选择而成立的模拟家庭，十二年后的《空中天井》则描写了另一个毫无选择余地因血缘关系维持的家庭。我总感觉这两个作品其实是同样的小说。也就是说，我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思虑统一件事……《我是纱有美》也是从分歧的角度思虑沟通的事。我先花了十二年描写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十二年后感觉腻了，起头描写有血缘的家庭，描写了血缘后，此次出书《我是纱有美》，写的也是思虑分歧形式的家庭。什么是家人？——这是我一向在思虑的事。”

小说《我是纱有美》写作的是一群人工授精子女的回忆，可看做血缘家庭模式的崩溃在文学上的初步索求。当家庭意义上的“爸爸”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爸爸（也分歧于传统意义上的养父），有一些爸爸毕竟没有法子面临如许的事（没有生育能力），最终逃跑了。还有一些恩爱夫妻，十分想要孩子。千辛万吃力有了孩子之后，婚姻反而欠好了，家庭又崩溃了。经由人工授精而来血缘关系却无法崩溃，在此复杂的情境中，母亲的脚色是被凸显的。小说中有一句话非常动听，角田光代写道，“悔怨的只有一件事，我太轻看幸福了。”一语破的指出了科技与伦理之间的鸿沟。而“经由精心设计的出生，是否就意味着一帆风顺的人生？”这将严酷地拷问都会年青年头匹俦在人工干涉生育及后代问题上的远见。实际上，除了人工授精，..、人造子宫的问题，也将天然地显现在将来的社会生活与文学运动中，这些新的问题，一般会将“家庭”的建构带入到“试验”的情境中。那么如许的时候，作家应该看见什么呢？又应该照亮什么呢？

更前沿的创作，作家则会以“基因检测”的道具来庖代“血缘”，以期从新熟悉现代家庭生活的组成及其科学意义。如艾玛·克莱恩（Emma Cline）于2019年1月揭橥的新小说《该拿将军怎么办》（What Can You Do with a General）。小说写作了一个非经常见的关于“团聚”的母题。圣诞节前夜，漂流在外的儿女们陆续回家，原本冷清的两个白叟起头预备这一年一度“欢欣”的相聚时刻。细心品读之后，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斯甜美，过往的岁月里藏有大量的心灵创伤。若是这个故事仅仅停留于显现退伍将军约翰对于后代成长的失落、对于本身的记忆不被珍爱的创伤，那或者就是一个传统的白叟故事，老父亲再也无法以将军之姿向导家眷，他很失落，他和他们都不亲。不外，作者显然还进献出了别致的巧思——约翰送给后代们的圣诞礼品是一套基因检测套装。这令故事倏忽有了一些尤金·奥尼尔式的暗示和张力，即造成他们疼痛的原因就是他们是一家人。约翰出于嘲讽般的猜忌，送给孩子们“基因检测”作为礼品，或者是因为约翰已经不再相信家眷内现时的疼痛能够被战胜了，他只是想搞领略这种无可和谐的不合背后的秩序。

历久以来，对于血缘问题，我都走在其他作家索求过的老路之上。身为女性，我更为敏感地觉知到生活的裂缝，是既容得下血缘之外的人员，也会奋力遣散血缘之内的人员。有脆弱的寄生，亦有逃离。所谓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以家庭的形式生活在一路，也不外是《该拿将军怎么办》的镜像：他们固然以血缘的体式团聚，却彻底猜忌血缘凝聚的正当性。“什么是家人”，以血缘作为独一凝聚力量的外部形式是否靠得住，是女性作家本能的猜忌，尽管她们的亲子确定性远高于男性，这在现代是很有意思的事。在家眷生活里，以支开男性的形式，从新建构旁观人与世界的秩序，也是女性写作的常见方式。但更主要的是，不管有没有男性介入，女机能否在文学世界、心灵世界中完成本身、完美本身。因为不管是什么性其余人，毕竟会碰到生活的灾祸，碰到离散，毕竟需要竖立扛起生命悲剧的能量。小说的使命，是拓荒这一能量空间，照亮这一空间里高尚的部门。与此同时，继百年以前胡彬夏、胡适等将美国妇女作为“新女性”降生的范例介绍给国人之后，“新男性”的形象，也会慢慢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降生。我们身体力行，等候可以发现新的欲望、新的道德、新的感情构造和家庭秩序。

结语

2020年，人民文学出书社再版了我的短篇小说集《家眷试验》，与2017韶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的短篇小说《樱桃青衣》，组成了我写作十五年的前期功效。我以“家眷试验”定名它们，如定名本身走过的女性十年、上海十年及工人子女的十年，一切都是迷雾中的追寻，唯有气愤、疼痛和不安是真切的。《家眷试验》是我旁观世界、旁观生活的起点，“家”是我懂得世界的一种根基模式。我在本身的小家中络续厘清着“小我”，像砍去原初雕塑上多余的部门，这或者是受到了五四以来文学变局的影响，也或者是来自于无意识受到的社会规训。城市人正借以科技时代的便当，和消费文化的驯化，在家庭内部探寻伦理秩序和天然感情的磨合。

文学意义上的“新家庭主义者”，一方面是我们不再相信本身会成为祖先，另一方面是多元形态的家庭生活，正不由任何人意志转移地降生着、成长着。《家眷试验》写作的感情念头，来自于我对于家眷生活的各种“不知足”，对爱不知足，对常识不知足。经由对城市家眷故事创作的演习，传达了我对于原有家庭文化传统的猜忌。借由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眼镜，我们的现代文学家眷叙事写作，或者正处在时代精神的迂回中。带有女性色彩的平常生活注视，则或者拓荒另一番文学六合。这当然是一条长路，坎坷复杂。我们逛逛看，活着代中存在，或许值得上更深挚的深思。

以上，也是我近年来一些陋劣的反思。

从《细民盛宴》回溯至《家眷试验》，回到写作者旁观世界和生活的起点，多数原本不相关的人在此温情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