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原 | 《进修时报》2019年5月17日第7版
原题|《庆历四年春》
庆历六年九月十五，应石友滕子京之请，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名动世界的《岳阳楼记》，亦是以得以应运而生。
数千年以来，治国平世界一向是念书人一生为之奋斗追求的方针，然而第一次，有人以一种直抒胸臆的体式，于六合间发出如斯响彻千古之声音：“先世界之忧而忧，后世界之乐而乐。”故此文甫一面世，无论当世之人，照样后世之人，少有不为文正公之慨然以世界为己任的品质而折服、倾倒。“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此是文正公开笔第一句。倘是对宋史，尤其是“庆历新政”有所认识的人，当知道，与“庆历四年春”和“谪守”两词发生关联的又岂止是滕子京一人之命运。
庆历三年，是范仲淹履历半生仕途沉浮后，终掌中枢大权的一年，亦是为庆历新政唱响奏曲的一年。宰相是其视之如父的杜衍，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副相），任枢密副使的韩琦、富弼二人，则与他志气相投；而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这4位谏官，亦皆是亲信之交。天时、地利、人和，一时俱全。故素有清算吏治、增强军备、改善经济之志向的范仲淹，于此年炎天，在宋仁宗责令条陈政事之际，当庭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借此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军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号令”等10项以清算吏治为中心的改造主张。庆历三年秋，新政起头渐次向全国公布推广。倘无不测，来年的春天，将是新政在全国上下周全开花的大好局势。能够如许说，庆历四年春，这应是一个被范仲淹寄寓了无数美妙等候的春天，如同大天然的生机勃发、繁花似锦，他的人生幻想与政治理想在履历了数十年吃力寒、风雨之考验后，亦似乎终于能够在这一个春天里纵情绽放了。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这个愿望未及盛开，便以一种凄然、壮然而又惶然的体式落莫了。甚至有点不胜的意味在里面。
以夏竦（sǒng）为首的政敌们，行使中伤和构陷之手段，对范仲淹及其政治盟友韩琦、富弼、杜衍、欧阳修等人，就士医生安家立命最为根基，亦最为正视的两个方面——政治大节和私德操行，报以各种恶意冲击和抹黑。在政治大节方面，他们就“结党”一事大做文章，而范仲淹在面圣自辩时，因自认坦荡，心安理得，反而就势提出了“正人党”之一说。欧阳修则更猛，他直接撰写了一篇言辞激烈、文理并具的雄文上呈仁宗皇帝，问题就叫《朋党论》。可惜的是，文章是好文章，殊不知，已然犯了一个天大的隐讳。诚譬如一个医者，任其制药的手腕再高，若不擅切脉，所开之药不只不克对症，反倒成为害命之药了。所以，要害问题显现了。
欧阳修也好，范仲淹也好，这哥俩谁也不曾摸清楚仁宗的“脉”，抑或说，他俩皆不曾真正看头赵宋王朝君主们“与士医生共治世界”的治国理念之下，那份根植于骨子里的隐秘预防之心理。宋之“重文轻武”，乃是太祖立国之初便制订的国策。且终两宋300多年的王朝统治，赵宋的后嗣君主们或许有各类偏差，但他们大多皆能固守宋太祖遗训。然宋太祖本身本是武将身世，却为何如斯“重文教，轻武事”呢？概因宋的山河，并非凭着壮大的实力打下来的，而是起始于一个偶然的事件：黄袍加身。这在整个汗青上，亦是不多见的。导致这个现象的，恰恰是源于晚唐的藩镇轨制。藩镇割据，成长到后期，就是谁的拳头厉害，谁就是老迈。诚如后晋将领安重荣所言：“皇帝，兵强马壮者当为之！”所以亲信取主上而代之的事件，在短短几十年间，时有发生。五代十国就如一幕幕汗青短剧，你方唱罢我登场。这里，再无秩序与道义可言，反水与殛毙庖代了忠诚与仁慈，壮大的武力就是划定。陈桥叛乱，亦不外是藩镇轨制的一个缩影罢了，或许说是一种升级版的僭越行为而已。固然，赵宋王朝亦是以而来，却诚不肯，日后或有人效仿之。擅长总结的宋太祖还发现，壮大如唐帝国者，除了藩镇轨制使个中央集权失控外，中晚唐之失，亦在于党争为祸甚烈。所以，小心官员结党，犹是成为宋太祖及厥后嗣君主们之共识。是故，当仁宗皇帝一听到结党之词，这位素有仁爱之名的帝王亦难免敏感起来，再加上范仲淹与欧阳修等人不只不认为忤，反而振振有辞，更使他顾忌不已。尽量起初的仁宗，对新政的确抱有极大等候，然在此时，亦不得不有所摇动了。可见，在臆测圣意方面，他们的政敌，显然加倍技高一筹。
当然，或许在范仲淹如许的磊落正人看来，大丈夫既以世界为公，又何须臆测圣意？然而，在一家一姓之世界的时代，失去圣心，这一仗，亦意味着他们已呈必输之局势了。奸险如夏竦者，为使宋仁宗彻底厌弃范仲淹等人，紧接着又出了一个大招。史载，他令家中使女天天摹仿太子中允（太子中允是官职名，负责太子的一些相关事宜）石介（人名）的笔迹，等足能够假乱真时，便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个中有一段话，最是致命，即挽劝富弼效尹霍二人，行废立之举。此伪密信之一出，纵范仲淹与富弼之忠心六合可鉴，文章若何了得，亦是白沙在涅，再无法自辩清白了。宋仁宗赵祯
至此，两人只能借边事复兴，离别于庆历四年的八月、九月，自请出京巡守了。历朝历代，凡履行新政与改造，纵于国于民有利，然对既得好处者而言，倒是大大晦气的，故往往群起而攻之。而范仲淹新政中的“抑侥幸”，其刀锋之所指，就是显贵后辈的荫恩机会。史载，范仲淹为相，克意改造吏治，取诸路监司名册，将不称职者一笔勾去。枢密使在其侧云：“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
宋人以“丈”称谓长辈，十二，当是指范仲淹在家眷平辈中的排序。路是宋代的行政区域名，就像如今的村、镇、县等。这里的枢密使，乃是富弼。所以翻译过来就是：富弼对欧阳修说：您老简洁划下一笔，或者会让一家人生存艰难啊。欧阳修答曰：一家人生存艰难总比一个区域的公民没法生存要强吧！富弼亦非怕事之人。宋史记载，他多次出访辽国，且每次皆据理力争，果断不愿割地。由此即可看出，这绝对是一位颇具胆识的人。而他所以在一旁说话，只是让范仲淹有心理预备，这每一笔下去，对所涉及之人及其家眷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还击和报复。而范仲淹的复原，亦正贯彻了他一向以来的凛然之气节：对不称职者的“残暴”，恰是为了对更多苍生负责。然而，面临范仲淹们的“不容情”，夏竦们的还击也来得加倍凶猛与恶毒。庆历五年正月二十八，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富弼亦于同日被罢去枢密副使。第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三月初，韩琦亦被罢去枢密副使。然夏竦犹未罢休。在私德操行上，他则冲击欧阳修与名分上的外甥女张氏（其妹夫前妻之女）有私情，且借欧阳修早年所作的一首词，大做文章。欧阳修百口莫辩，虽事后查无实据，但毕竟名声有碍。于庆历五年八月，亦黯然离京，去了滁州做太守，其千古名篇《酒徒亭记》亦是作于此时代。跟着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与欧阳修等人一一被逐出朝堂，庆历新政天然也随之“堕胎”了。然其影响倒是深远的。庆历新政自提议，到以一种狼狈万状的体式落幕，我相信，有一小我，始终在悄然而又镇定地观察着、思虑着。
亦恰是此人，在范仲淹身后，其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推崇之情，跃然纸上。他，就是有宋一代，掀起最大变法风暴的改造虎将，亦是列宁口中的11世纪最伟大的改造家，时为庆历二年的新晋进士王安石。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于大宋朝而言，这是一场既是空前未有的，亦是绝后的改造。其无论从规模、声势，照样深度与力度上，皆是之前的庆历新政所无法对比的。后者所激发的争议之普遍，影响之深远，甚至一向陆续到了近代。王安石亦因变法，而背负了数百年的骂名。宋高宗甚至认为王安石是北宋消亡的元凶，将其贬为万世罪人！此诚不公也。倘一小我，其思惟超前于平辈之人5至10年，世人当以奇才视之；及至几十年，亦必然有人奉其为神明。然若是一小我之观点，超前了数百年甚至千年，所有人只会将其“妖魔化”，故王安石之罪，不在于其人若何，而在于其经济理念实在太超前了。原因很简洁，一个接近于近代的财税轨制观点，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封建体系国度里，注定是难以实施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王安石变法的焦点经济思惟，亦是他与以司马光为首的否决派们计较不休的核心。王安石认为，社会财富并非是一个萧规曹随的定命，而是能够经由价格的再缔造实现更多。但司马光等人却认为“六合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言即世界的财富是定量的，国用增加了，就意味着夺民之利了。司马光是一位读四书五经成长起来的念书人，亦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然而，他在史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辉煌，亦袒护不了他在经济学方面的短板。他有着士医生所可以具备的一切尊贵品质，忠君爱民、坚毅不阿。但司马光感觉王安石的变法会“夺民之利”，所以，作为石友的他，不吝与王安石交恶构怨。甚至，多年后他为副相时，新法亦最终在他手里，被毁于一旦。命运就是如斯荒谬且凄凉，否决力量最为集中，亦最为凶猛的，几乎满是来自与王安石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素交亲朋那边。个中，既有王安石变法的前驱者——往日“庆历新政”的主将们，如三朝宰相的韩琦、富弼，以实时为文坛首脑的欧阳修；亦有与王安石订交莫逆的石友，如否决派中的司马光、吕公著、韩维三人，还曾与王安石有“嘉祐四友”之称。能够说，站在王安石对立面的大臣，分明是代表了谁人时代最为精英的一个士医生集体。范仲淹的“庆历四年春”，以无尽的遗憾，在汗青上留下了凄凉的一页。他永不会想到，25年后，同样一个春天，同样是参知政事，同样壮怀激烈、伤时感事，同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造，同样是以失败而了结，但小我的终局却又如斯分歧。范仲淹仅凭“文正”之谥号，则足见其岂论生前死后，名声无碍。而王安石，却远没有他的这份幸运。除了宋神宗的支撑，王安石几乎是孤军作战。他破格提升的一些年青年头人，除了让异日后在史书上平添一笔令人诟病的话题外，并未能施展几多实质性之助力。然而，王安石何许人也，人称“拗相公”的他，又岂会轻言认输，况且，他亦坚信，“因世界之力，以生世界之财；取世界之财，以供世界之费”。此当是解决宋朝积贫之独一出路。故王安石亦是“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也”。王安石如斯，司马光等人亦如斯。
这是由宋神宗一朝所开启的一个奇特之政治现象，它打破了中国古代政治素来非黑即白的定律，即朝堂上的对立，正派与反派必然是极为分明的，在宋代中期的朝堂上，谁都代表了公理，谁也都不全然无辜。起先，每小我都是为了本身认定的“公理”而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然相争到最后，这份“公理”亦失去了最初的味道，逐渐演酿成纯粹的新党与旧党之争，这就让人始料未及了。
这篇文章我一连三天天天都读一遍，每次都感概于那些心怀家国世界的人们。多年之后再读“庆历四年春，滕子敬谪守巴陵郡……”读“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才能稍稍接近那些汗青上的人物，才领略读史的意义。
今天太煽情了……你读完此文有何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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