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专题︱张忱石：史局汗青欣有日——记王仲荦先生

文︱张忱石

中华书局的“南王北唐”

1976年秋，整理二十四史完毕，王仲荦先生作了一首题为《十年》的七律，诗云：

十年踏破六街尘，老至愁经客子春。
史局汗青欣有日，字编属稿愧无津。
遥山红叶休焚翠，近郭黄流漫卷银。
一夜西风寒透骨，不知原是病中身。

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最先整理的是前四史，《史记》由顾颉刚负责，负责具体工作的为贺次君。《汉书》由西北大学历史系老师及55级学生集体点校。《后汉书》《三国志》分别由书局宋云彬、陈乃乾点校，这两位并非研究东汉、三国的专家，全凭旧学根底来做。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金灿然知道，必须调动国内第一流的专家集中起来工作，而这些专家大多在高等院校历史系。他上报文化部，得到支持，由中宣部邀集文化部、教育部协商借调专家，集中在中华书局工作。

1963年，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武汉大学的唐长孺、陈仲安，南开大学的郑天挺，中山大学的刘节，吉林大学的罗继祖都借调了过来，随后中央民族学院的傅乐焕也加入进来。商调人员来齐之后，金灿然非常高兴，兴奋地说：“哈哈！中华书局居然把南开大学副校长郑先生都调来了。”他踌躇满志，心想点校工作一定会顺利进行了。

王仲荦先生是在过了五十岁生日后到中华书局来的。当时的分工是：王仲荦负责《宋书》《南齐书》， 卢振华负责《梁书》，张维华负责《陈书》，《南史》由卢、张两位负责；南朝五史的总负责人为王仲荦；北朝四史的总负责人为唐长孺，除了王永兴负责《魏书》，其余三史皆由唐长孺点校。陈仲安当时是唐长孺的助手，他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时为讲师。唐先生有意培养他，让他协助自己点校了《北齐书》和《周书》。

借调王仲荦和卢振华两位先生到中华书局工作半年的文件

点校二十四史非一般的古籍整理可相比，既要使用全套标点标线符号，还要校勘各种版本，收集前人今人校勘成果，写成校勘记长编，然后再从中选择精辟之见，撰写校勘记。文字讹误、史文失实如何出校，改字尺度如何掌握，校勘记不像写论文，必须言简意赅、击中要害。这些都无前例可循，只能摸索进行。王唐两位先生，仿佛相约而行，都先从较小的史书着手，取得经验后再点校较大的史书。至1966年5月，已经点校完成《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五部史书，因文化..骤起，1966年5月所有借调人员全部回原单位，工作停止。为了记述方便，我把整理二十四史分为三个阶段，1963年至1966年为第一阶段。

1967年春，上级又通知整理二十四史。“文革”进行了一年，原点校者近况不明，于是书局派人到各地了解情况和调人，我曾到济南，山东大学造反派不同意商调王仲荦、张维华，只调来卢振华一人。我回京后，见唐长孺、陈仲安已到，原点校者仅三人而已，其他点校人员都从北京各学校抽调。极“左”思潮横行，时时干扰工作，至同年秋季，便草草结束了，为时仅半年余，没有成绩，只有教训。这算是第二阶段。

1971年夏，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重新恢复业务，这是第三阶段，除整理二十四史外，增加了《清史稿》。中华书局亦由西郊迁至王府井大街原文联大楼，各方面条件已大不如前，屋宇狭小，原点校者只调请了王仲荦、唐长孺、陈仲安三人，其他整理人员由本市商调。在此期间，王仲荦先生点校了《宋书》，《南史》原定卢振华、张维华点校，张先生由于年纪关系没有参加，卢先生虽肢残卧床，仍然参加了，不过在家工作，王仲荦先生也参加了《南史》的点校和审定工作。北朝的《魏书》原是王永兴点校，并作了些准备工作，因原单位有事调回，这时改由唐长孺点校。陈仲安已取得丰富的古籍整理经验，独挑《北史》，由其一人完成。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纷乱的时代，既分南北朝，而又王朝短暂，迭更频繁，有的史书虽然卷帙较少，但流传中散佚扞格，矛盾甚多，点校匪易，但在王仲荦、唐长孺两位先生的主持下，共点校了九部史书，几近二十四史之半。整个二十四史点校中，不少老先生只参与了一部史书的点校，或与他人共同点校一部史书，像王仲荦、唐长孺一人负责几部史书的点校，是绝无仅有的。五六十岁正是他们著书立说的最佳时期，可是他们却把时光都贡献给了中华书局。

王仲荦先生刚到书局不久即患高血压症，七十年代又发现糖尿病，至1976年又突发心肌梗塞，住进同仁医院，可谓耗尽心血。“史局汗青欣有日，字编属稿愧无津”，“一夜西风寒透骨，不知原是病中身”，都是真实的记述。王、唐两位先生对二十四史点校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中华书局有人概括为“南王北唐”，表彰他们的功绩。王先生很谦虚，听到后表示不大妥当，说：“唐先生年岁学问都在我之上，应当叫‘北唐南王’。”但是“南王北唐”叫开了，也顺口，就很难更改了。

这是谁概括的呢？我在“文革”中已听到此语，应当产生在六十年代，当时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都在西北楼工作，书局职工在办公楼上班，两处有一定距离，彼此亦无接触，与他们往来并了解二十四史分工的只有三个人，即金灿然、赵守俨、宋云彬。到底出于何人之口，岁月悠悠，已难稽考，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牢记不忘他们的功绩。2007年王仲荦诞辰九十四周年、2011年唐长孺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中华书局隆重出版了《王仲荦著作集》和《唐长孺文集》，既是对两位学者的怀念，亦使他们的学术思想久存人间，传世流芳。

王仲荦校勘记手迹

《宋书校勘记长编》

王仲荦团队的“二华”

这里我要略讲述王仲荦团队的“二华”，即张维华和卢振华二位先生。有关二十四史的回忆文章，很少言及他们，尤其是卢振华先生。他是在克服常人少见的困难的情况下，完成《南史》的点校工作的。

张维华（1902-1987），字西山，山东寿光人。他出身农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上了大学。1928年齐鲁大学毕业。1931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参加禹贡学会，协助顾颉刚编辑《禹贡》杂志。1952年到山东大学任教，长期从事战国秦汉史、明清史、中西交通史研究，著有《论汉武帝》《中国长城建置考》《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等。

卢振华（1911-1979），字南乔，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3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期间即在《师大月刊》上发表《李杜卒于水食辩》（后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李白研究论文集》）。抗战间，在重庆北碚编译馆工作。1946年北上青岛，到山东大学任教，后随校迁居济南，任副教授，教授。卢先生长期研究《史记》，收集了不少史料，拟作《史记新注》，其间发表的论文大多与司马迁和《史记》有关。

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经说过，整理二十四史有三个阶段，但三个阶段都参加者只有四个人，我只列唐长孺、陈仲安、赵守俨三人，于是引起一些人的猜测，还有一人是谁？就是卢振华，因为第三阶段卢先生瘫痪卧床，无法赴京，在家中完成了点校《南史》的任务。

卢振华先生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克服了不少困难。他的夫人神经有些疾病，1967年5月我们去济南商调卢先生时，正在房间里谈话，忽然从厨房里传来阵阵怪异的叫声，卢先生苦笑了一下，摊开双手，一副无奈的样子，意思是自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的。1970年春济南雨雪，卢先生不慎摔倒，大腿骨折，虽然作了接骨手术，但那时缺乏康复训练机构，造成下肢瘫痪，既不能坐，又难翻身，只能半躺半坐靠在床头。

1971年夏恢复二十四史点校，卢振华先生不忘初约，坚决要求参加《南史》的点校工作。为了少上厕所，他尽量少喝水，要用的书，叫人放在四周手够得到的地方。卢先生半躺在床头，克服重重困难，用三年时间与王先生合作，完成了《南史》的点校。

王仲荦先生十分关心卢先生的健康，每次从济南回来，总要同赵守俨谈论卢先生的近况，都是不好的消息。1976年春，王先生说：“南乔身体是真的不行了，人已脱型，恐不久于人世了。”卢先生是1979年病逝的，他生前见到了《梁书》《南史》的出版，这大概是对这位老人的最大慰藉了。